宰相是什么样的性格与作风、秉持怎样的施政方针，都极大的影响乃至于直接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如何。这一点，尤其在盛唐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盛唐时期的众多宰相当中，李元纮的事迹不甚彰显，最为人知还是其人在担任雍州司户时顶着上司和太平公主的压力公允判决，留下了南山铁案这一典故。
至于其在宰相位置上，除了清俭正直的作风和与同僚的冲突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实事可称。但《旧唐书》还是记载了一则，那就是李元纮阻止屯田关辅。
开元年间，宇文融负责括田括户，在括田的政策当中有一项就是罢内外百官职田，给还逃户及贫下户欠丁田。
但百官职田被罢后，每亩地要给两斗粟的地子补偿，按照开元年间内外百官职田数据来算，单此一项开支就达到了每年两百万石粟。而这些需要给予的职田地子，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关中、尤其是近畿的关辅地区。
得获田地的还逃户本身属于轻税户，朝廷几年时间内都不能从其户中收取到正税，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关中地区这一项改革实际上的效果是得不偿失。
因此又有朝臣建议干脆以百官职田作为田本，在关辅进行屯田，由此直接获得收入。
这种思路就是宇文融括田思路的一个延伸和补充，即将分散于州县的职田以屯田进行公私置换，将这些土地和人口聚集在一起，绕过地方官府的管辖进行特殊管理，从而掩饰关中括田不如预期的情况。
作为宰相的李元纮否决了这一提议，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军国不同，中外异制”，盲目进行恐怕会得不偿失、家国两困。
作为这一事情反例的，就是开元后期以吏治入朝的牛仙客罔顾军国不同、中外异制，大肆推行和籴，给大唐的财赋体系和地方的行政与经济生态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伤害。
至于另一道策问题，江南以布折租，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根源就在于唐代初期所奉行的以征收实物为主体的租庸调赋税方法，已经不适合唐代这一大一统帝国生产力的恢复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又由于一直没有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充足的货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