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方项目组解释了近两个小时，无果。
最后还是年轻一代出面。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站起来说：
“我们不拒绝产业园，但我们要的是——收益分配有图、地权责任有表、每一笔流转有编号。”
“我们不是怕你们做，我们是怕我们说不清。”
那一晚，他们将产业园项目写成三张制度草案，逐字逐句贴在村口“蜂窝图谱墙”上，连夜标注出“变更权限”“质疑节点”“返修流程”。
镇干部第二天看到，拍照发回县里，说：“我们这回不是招商，是被制度带着谈。”
县里转而回复：
“不必以旧规框新事。若蜂窝机制确有‘轨迹治理’能力，可考虑为村级治理体系设立辅助身份——由自治轨形成行为数据，由政府轨形成资金反馈，实现一套‘互动共评’机制。”
这句话，意味着——地方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
蜂窝制度，可以作为“治理过程的一种信任来源”。
不再是“民间方案”，而是一个可以对接权力、分担秩序、约束治理的系统。
……
一个月后，双轨试点完成第一阶段评估。
报告上写着：
“蜂窝机制虽未完全制度化，但已具备‘自治承接能力’，其最大贡献在于为原本‘服务一体化’模式中被忽视的‘协商行为’提供了一套语言工具与轨迹表达。”
“这是一种新的治理形态——不是管制型权威，也不是松散式自管，而是一张持续校准、允许异议、记录纠偏的基层规则生成系统。”
报告递上去那天，陈鹏飞正在祠堂内整理今年的制度失败记录。
他没去省里领荣誉，也没接待调研团，只是对林璐璐说：
“你记不记得三年前，咱说过一句话？”
“我们不想再写一个‘能教别人怎么走’的路，我们只想把‘自己怎么走’的脚印，留下来。”
林璐璐笑了：“现在，别人沿着我们脚印走起来了。”
陈鹏飞点头：
“那我们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