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村留言：“我们以为一旦制度出问题，要靠专家来修；没想到真靠自己走出来了。”
吴凡在群里回复：“真正能留下的规矩，从来不是靠别人的强硬保证，而是靠我们能不能一吵之后，继续坐回来。”
这一次，小事变成了一次“集体免疫演练”。
蜂窝系统不仅没有崩塌，反而生成了第一个内部版本号更替的村级制度系统——真正进入了制度生命周期管理阶段。
……
而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期，地方政府也开始“关注得更近了”。
市里一位主管农村治理的副市长，亲自到访陈家村，带来了一份正式调研意向书：
“我们考虑在明年全市‘村社一体改革’中，引入蜂窝制度节点体系，形成以‘平台托底、村治自主、流程透明、节点互鉴’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模式。”
“当然，我们希望——不是我们照搬蜂窝，而是你们能来参与设计。”
陈鹏飞听完，沉默了十秒。
“您是说，要让蜂窝进政策？”
副市长点头：“是的，但前提是，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1制度谁认证？
2失败谁担责？
3村民自治与法律监督之间，如何搭桥？”
陈鹏飞答得很直接：
“制度不能靠认证，靠使用。”
“失败不能推责任，要记录。”
“自治与监督之间，不靠管，而靠协作轨迹公开化。”
“只要每一条制度的流程、协商、争议、修复，都有迹可循、时间可查，那就不需要设立‘替你做主’的第三方。”
副市长沉思片刻：“你是说，让法律走进轨迹，而不是盖在头顶？”
“是。”
“那这就不只是村庄内部治理问题了，是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能不能信任一群‘不靠指挥’的人，真的能管好自己。”
陈鹏飞不再说话，只起身，带着副市长去看那群正在老果林旁贴新制度图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