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蜂窝系统的制度讲座，也不是乡建专家的指导课，而是一场专门为“十四岁以下”少年开设的试点课程，名字叫——“咱村的账是怎么来的”。
讲课的人不是谁别的，正是张浩。
他站在蜜果学院的老黑板前，戴着棉帽，板书工整，语气认真。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上历史，也不上语文。咱们来讲讲‘咱村的账’，讲讲为啥你们爸妈有工分、罐头有标签、咱村的地能按劳分红，而不是你家几亩地你自己种、你自己卖。”
教室里坐着二十多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八岁。他们一开始有些走神，直到张浩拿出一张陈旧的工分表，展开在讲台上。
“这是我当年第一年回村时，干活记的第一张工分单。我贴了一百二十张标签，最后记了三块六毛五。你们猜，当时我高兴不高兴？”
孩子们都摇头。
“我高兴得不得了！”张浩笑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三块六毛五，是我干的每一个动作换的，不是谁赏我的，不是村干部按关系分的。”
“咱们村，后来为什么走出来了？不是因为我们有人当官了、有人发财了，而是因为我们能把一张纸，一笔账，几十年用下去，而且不怕贴在墙上给人看。”
他把手按在黑板上，慢慢写下几个字：
“制度，是让人说得清、分得明、走得远的东西。”
孩子们眼神开始聚焦。
其中一个小女孩问：“那为啥别的村不这么干？”
张浩沉吟了一下，答：“不是他们不想干，是他们不知道这条路咋走，也没人陪着他们试第一步。”
“咱们村当初干第一批共田的时候，也有人反对。说‘你一个外头回来的，还想教我们分地？’但我们最后还是把账贴出来、把错改出来、把活干出来。”
“所以今天讲这堂课，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一定都要留在村里，但你们得知道，你家过的这个‘不怕贴账、不怕评理’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讲完课后，孩子们排队去看墙上的制度图谱、贴标流程、工分分配图。他们七嘴八舌，有人惊叹“这原来不是老师规定的，是你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