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调研组进村的那天，陈家村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剪彩仪式。
他们一如既往，把调研组安排在了祠堂东侧的空屋里，水壶、草席、折凳，跟平时接待任何一个村民一样。
调研组一共七人，三人来自国家制度实验小组，两位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社会学专家，还有两位是国务院乡村振兴办的联络员。
这七人来得不轻松，早在蜂窝制度引爆网络话题之后，他们的上级就连续收到三拨“基层反馈”：一拨是支持蜂窝的年轻村官，一拨是担忧“失控”的地方治理官员，还有一拨，是群众自发提交的“共建请求”。
“不是申请试点，是申请写制度。”
这次调研，实际意义不小——上头想看看，这蜂窝，是真的“制度活了”，还是“群众演得好”。
结果，他们刚进村，就被一场“全村共议会”堵在了路上。
张玉英没等他们走进祠堂，直接把人请到村口晒谷场。
“来得正好，今天我们开村议。”
“要不要坐下听听？”
几人面面相觑，只好点头。
会议内容是“共田收益二次分配机制”，核心是——一位独居老人因无劳力被排除在轮值班之外，年终只分得固定生活物资，但未能享受集体红利。
村里有人提出：“红利分配不能按劳动，要考虑贡献结构。”
也有人说：“分配结果要公正，不能感情用事。”
更有人一针见血：“要是能拿‘制度返修机制’流程走一遍，看有没有办法加一个‘弱势红利组’。”
七嘴八舌吵了半小时，调研组都听傻了。
一位老专家忍不住感慨：“你们这会开的……比我们北京那些专家研讨会还深。”
陈鹏飞这才从人群后头走出，笑着打了个招呼：
“这就是我们最骄傲的地方。”
“不是说我们不吵，是我们吵得起，也改得动。”
“你看那边的公告栏，上个月我们‘共田冲突应急机制’刚更新，第一条就是‘制度修改权下放到每月常驻议事会，由群众议案决定是否触发流程修订’。”
“我们的制度，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