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哪一届学院学员，也不是媒体记者，而是百村共建体系中最早独立运营的一批村代表。
他们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手握公文包，而是背着文件袋、穿着沾了泥的棉大衣，从四面八方赶来。吴凡从马驿村骑摩托车走了两天，张玉英一早就从龙虎村坐绿皮火车出发，张浩从甘肃带着罐头样品，一路小跑进了陈家村祠堂的大门。
陈鹏飞一一接了他们，像迎亲戚一样，不说欢迎，只说一句：“你们能来，说明这套路子真的不是靠喊出来的。”
这场不对外、不公开、也没有媒体参与的闭门会议，被称为“陈家村百村共建·节点自治联盟发起会”。
会议的目标很简单——陈家村准备正式从“制度输出中心”退场，转而构建一个多节点互联、平台协调、自治分责的乡村治理协作网络。
“过去三年，是我们教你们；未来三年，是你们教彼此。”陈鹏飞在会议开场白中说，“我们不能永远站在台上——这不是为了谦虚，而是为了制度本身能站得稳。”
张浩第一个发言：“我们合作社今年第一次分账，村民说，账单比政府贴的公示还清楚。我心里踏实了一点。”
他顿了顿，又笑：“但我们还是遇到问题。有一户人家半年前退出了共田项目，结果年末要分红时又想回来——我们有没有资格拒绝他？”
吴凡接着说：“我们村就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订一个冷却期：退出后两年内再加入，不能享受头两年红利，只能算新人。”
张玉英皱眉：“那会不会引发争议？我们那边老年人很看重‘情分’。”
“所以我们设了‘情分缓冲条款’。”她打开随身的资料夹，抽出一张制度单页，“比如说——退出户如果是因病、因灾，原小组全票同意可提前接纳；如果是无理由退出，必须走两轮议会协商流程。”
她讲得娓娓道来，甚至带着些骄傲。
陈鹏飞听得认真，一边记录，一边点头。
在他眼里，这些村已经不是“学徒”，而是真正的“制度合伙人”。
他们不再只会复制，而是能围绕共识重构规则，围绕问题自定方案。
他们从“制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