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意象的编码系统中，诗人完成了对岭南文化基因的双重解码。首句的地理名词循环指向《山海经》式的原始空间认知，而\"珠冮畔\"的署名则泄露了后现代的地理焦虑——当\"江\"字被异化为\"冮\"，不仅暗示着河流的支离，更隐喻着文化本真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变形。这种文字游戏与南朝\"吴声歌曲\"的谐音双关一脉相承，却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阐释维度：在简繁体并存的输入法里，每个错别字都可能成为文化抵抗的密码。
从音韵学角度审视，该诗堪称粤方言的音乐总谱。入声字\"喺\"、\"唔\"、\"啲\"的密集使用，在普通话的四声体系外重建了完整的声调建筑。叶维廉曾指出\"中国诗的音韵本身就是意象\"，在此诗中，短促的入声恰似珠江潮汐的韵律，而阳平声的\"岭南\"则如榕树气根般绵延生长。这种声景（soundscape）建构，与屈大均描述的\"粤音如蕉雨椰风\"形成互文，使诗歌成为可聆听的地理志。
该诗的文化意义远超出文学范畴。当方言写作在全球化语境中日趋式微，树科却将粤语提升为诗学本体。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理论在此获得东方注脚：那些被标准语压抑的方言音素，正通过诗歌的裂隙发出自己的声音。诗中\"中华\"与\"华夏\"的微妙差异，暗示着中心与边缘的永恒对话——前者指向政治实体，后者侧重文化想象，而粤语恰是游离其间的第三种语言。
在符号学层面，这首诗构成精妙的自我指涉系统。地理名词的重复既是能指的狂欢，也是对所指的消解。当\"五岭\"在回环中失去确定方位，诗歌便成为布罗茨基所说的\"语言的异域\"——在这里，岭南不再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由声调、词汇建构的精神原乡。这种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策略，与德勒兹的游牧思想不谋而合，方言因此成为抵抗文化同化的移动疆界。
该诗的文本裂隙恰是其价值所在。在普粤双语的撕扯中，在古今语体的碰撞里，诗歌显影出文化身份的复杂光谱。就像南越国青铜器上的夔纹与饕餮共生，这首诗的混血语体同样见证着文明的层累。当诗人将创作地标定为\"珠冮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