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结尾的\"不宜噈通通自己讲埋\"堪称神来之笔。在清明时节（传统文化中与祖先对话的时刻），诗人暗示某些话语应该保持沉默——这种对\"不可言说\"的敬畏，恰恰彰显了诗歌的本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此获得方言诗学的诠释。树科通过粤语特有的\"讲埋\"（说完）与\"不宜\"形成的语义张力，达成了对语言界限的探索。这种探索与北岛《沉默》中的\"我不相信\"异曲同工，但更具本土文化的厚重感。
《大只讲》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实验，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代性困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何反而陷入更深的失语？诗中\"唱唔出嚟人心\"的慨叹，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命题形成互文。树科的回应是回归方言——那个未被完全规训的语言故乡。这种回归不是怀旧，而是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面向未来倒退着飞翔。
回望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从胡适倡导的\"白话诗\"到当代\"口语诗\"运动，语言的解放始终与思想的解放同步。《大只讲》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语言解放应该包含对语言多样性的尊重。在普通话写作占据绝对主流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如同一个小小的异托邦，证明诗歌永远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舌头。也许正如诗中所暗示的：当所有\"大只讲\"都沉寂时，那些用母语低声吟唱的歌谣，反而最接近人心的真相。
《大只讲》最终超越了一首方言诗的局限，成为文化抵抗的符号。它告诉我们，诗歌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对语言权力的重新分配上。在这个意义上，树科的创作与爱尔兰诗人希尼挖掘\"沼泽\"的隐喻、与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坚守\"橄榄叶\"的立场同样珍贵——他们都是用诗歌保卫即将消失的语言家园，在标准化浪潮中守护最后的方言飞地。当海水日益变咸时，这样的诗歌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