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结构分析，《大只讲》呈现出后现代诗歌的碎片化特征。两节诗各自独立又暗中呼应，如同粤语\"歇后语\"的美学结构——前句设谜，后句解谜。但树科的高明之处在于保持谜面的开放性：\"不宜噈通通自己讲埋\"既可以解读为对话语垄断的控诉，也可理解为诗人的自嘲。这种意义的多重性，恰恰来自粤语本身的文化基因。粤语作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保留了大量文言虚词和倒装句式，当\"通通自己讲埋\"这样的口语表达与\"不宜\"这样的文言残留并置时，产生了奇妙的时空交错感。台湾诗人向阳在《十行集》中尝试将台语与文言融合，而树科的实践证明，粤语同样具备这种古今对话的弹性。
诗歌的标题《大只讲》本身就是个绝妙的隐喻。在粤语语境中，\"大只讲\"指那些空谈大话的人，诗人以反讽姿态将之作为标题，暗示整首诗都是对\"言说\"本身的质疑。这种自我指涉的元诗歌意识，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方言展示，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诗中\"人心\"与\"儿戏\"的对比，暗合海德格尔对\"闲谈\"的批判——在日常语言的废墟上，诗人试图用方言重建\"诗意的栖居\"。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在此得到新的诠释：粤语对普通话读者造成的理解障碍，恰恰成为打破语言自动化感知的契机。
从文化政治视角审视，《大只讲》的创作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在全球化和标准化的双重挤压下，方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粤语列为\"脆弱语言\"，而树科这样的创作正是对抗语言灭绝的文化行动。诗中\"啲水噈唔可能咸晒\"可以读解为对方言命运的隐喻——海水不会全部变咸，正如人类语言不应被单一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