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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怀英一共就请了十天年假,1月31日至2月9日。
    长途卧铺车虽然直达但是慢,有时候路上还容易在九江这样峡谷多路还窄的地方堵车,不过好在她阴差阳错拖到了最晚才买的车票,路上比较通畅,司机除了会在固定的两三个餐厅或旅馆这样的地方停个2个小时左右休整一下之外,一路前行没有歇过。
    这次从深圳回来,她是1月30日当天没有加班而是难得准时下班了一次,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就连拖带拽地带着头天深夜就收拾好的大包小包的行李,直接从制衣厂出发去的候车点。
    哦,插叙一下,那个时候很少有带轮子的行李箱或行李袋可以买,就是想买也会很贵,更何况根本不舍得花那钱。通常使用的都是纯靠体力搬搬抬抬的三色编织袋或麻袋,或拿黄色宽胶布紧紧缠上三四层的厚纸箱子,有时也会拿塑料桶提在手里装东西。
    好一点的也是总也不够装的长方形双肩背包,或者侧背包。
    另外,因为80-90年代长途车路线上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多如牛毛,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小偷啊、窃贼啊、扒手啊、抢劫啊飞车党什么的,哪儿哪儿都是,猖獗得很。改革开放初期,警力有限,各省市地区成体系的治安管理系统也大多没有构建完成,所以一时顾不到太多的地方。大部分时候是以各类火车站、汽车站、或者人流量大的交通枢纽处的公交候车站等等为依托来开展治安行动的,或者是响应国家严打政策,在特定的时间段,才会挑选事故高发的路段集中进行打击防控。
    实在是80年代中期,全国刚从“运动”的余韵中挣脱出来不久,国民信心不容打击,又兼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基本都处在野蛮生长阶段,界限模糊导致好多事件不好定性,无从下手,就是有时候豁出去不顾误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仍旧无法面面俱到,实时盯防。
    在进城务工的路途上,长途卧铺车司机们常常会为了多赚钱,大肆超载,偶尔遇上过路的相关政府部门设卡哨,拦停大车,拿出身份证件提出要查大车超载的,司机就会让人蹲在大车靠近底盘那儿的行李舱里躲过去。
    (题外话:也有的长途卧铺车司机,因为总跑同一条路线,慢慢跟查超载的人熟悉起来了,下车去“聊两句,递根烟”就可以上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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