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对于马勒的艺术生涯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他人生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反犹思潮。
与范宁在本卷的“登顶”结局类似，20世纪初，是马勒的指挥家与作曲家地位逐渐登上顶峰的时期。
但也是欧洲反犹主义情绪滋长最快的历史时刻。
虽然整个德语区域的反犹渊源是由来已久，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经20余年的进展，在奥匈帝国区域，这种思潮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场有组织有条理的政治运动。
“从1897年至1907年，虽然表面看来是马勒在事业上处于巅峰状态的十年，但正是在这十年里，马勒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巨大压力。”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
所以第五卷中无处不在的管控氛围，其现实出处于什么，就无需再赘述了。
尤其是结尾庆典日的剧情上，为什么范宁会忽然想到“黑色贝九”，懂的人都懂。
第二个方面是实质意味上的死亡经历。
1901年年初，马勒患上了因肠道溃疡造成的出血症，按照他写给理查·施特劳斯的信件中的话来说，“是一场“致命的出血症”，我失去了25公升的血。”甚至还表示“我感觉我的时日不多了。”
当然，回过头看，经过一系列治疗，结果有惊无险（就像读者看小说也知道主角不会在半途噶了一样），但是这次鬼门关的经历绝对进一步加深了马勒对死亡叙事的阴影，康复之后他立刻回归原来的指挥岗位，也更感艺术使命的紧迫催促，加快了交响曲的创作。
这个鬼门关的现实经历，第五卷“范宁从失常区走了一趟再回归”的背景即是呼应，也对应当局约谈、游轮遇刺、波格莱里奇亲自拿人、焚化炉参观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死亡威胁。
第三个方面是感情线。
1902年3月9日，马勒与阿尔玛完婚，这应是他在经历事业巅峰与反犹攻击的混合困扰的同时，唯一一件能带来纯粹的幸福与喜悦的事情。
这种心绪直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