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后来我补捐了，活儿就换回来了。”
问话的人看着他：“你去反映过没有？”
老孙头愣了一下，摇摇头。
“没有？”
“没有。”他声音更低，“不敢。前头有人反映过，没几天就搬走了。我一家老小都在这儿，搬哪儿去？”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
旁边的人站起来，领着老孙头走了。
走到门口，老孙头回头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没说，跟着走了。
第二个是张家媳妇。
三十来岁，穿着灰布褂子，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带着倦。她在条凳上坐下，低着头，手捏着衣角。
问话的是个女同志，声音放轻了些：“别紧张，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
张家媳妇点点头，还是没抬头。
“院里捐款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捐过吗？”
“捐过。”
“捐多少？”
“两块。”张家媳妇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每月两块。”
“自愿捐的？”
张家媳妇不说话了。
女同志等了一会儿，又问：“是不是自愿？”
张家媳妇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头去，声音压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么不行？”
“我家男人在轧钢厂。”她说，“他本来在二车间，活儿轻省。有一回我没凑够钱，晚捐了两天，他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去了。那活儿重，他回来手都抬不起来。后来我借钱补上了，他才调回来。”
她顿了顿：“傻柱还去食堂堵过他。连着三天，给他打菜全是汤，一点干货都没有。他回来饿得慌，也不敢说。”
女同志在本子上记。
张家媳妇又说：“我家孩子在红星小学念书。阎埠贵在那儿当老师，教语文。孩子回来说，阎老师老点他名，答不上来就罚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来腿都肿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后来才琢磨过来，是因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钱。”
女同志停下笔：“差五毛钱？”
“那天实在凑不够。”张家媳妇低下头，“就那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问完了，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颤颤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你们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