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援朝脸色变了变，烦躁地摆摆手：“一些害红眼病的想搞事而已。我已经在疏通关系，大不了让点利。肉烂在锅里，谁敢捅出去，砸的是几十号人的饭碗！”
“如果人家不光想砸饭碗，还想把您送进去呢？”陆卫东一字一顿。
空气骤然凝固。
张桂芳脸色发白，声音发抖：“东子，你在外面……听到啥了？”
陆卫东看向母亲：“妈，您最近是不是老做噩梦？梦见我爸被带走？”
张桂芳手一颤，筷子掉在桌上。
陆援朝盯着儿子，眼神复杂。
“爸，”陆卫东声音沉了下来，“您带着工友干的事，本质上是用酒厂的壳做私酿买卖。每年交厂里一点管理费，剩下的自己分。您觉得问心无愧，甚至觉得万一出事，大不了把钱吐出来，大家一拍两散，继续过穷日子。”
陆援朝没说话，默认了。
“可您想过没有，”陆卫东身体前倾，“现在是什么年头？国家正在严打经济犯罪！投机倒把、侵吞国有资产——这些罪名扣下来，您赚钱最多、挑的头，不是典型谁是典型？到时候，没罪也能给你找出罪来！”
陆援朝额角青筋跳了跳，想反驳，却张不开口。
“老陆，”张桂芳抓住丈夫的胳膊，声音带哭腔，“我早就说过这事悬！厂里那些人早就眼红了，万一真举报上去……”
陆援朝烦躁地扒了下头发：“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收手？把赚的钱都交出去？”
“凭什么交出去？”陆卫东斩钉截铁。
父子俩目光碰撞。
“爸，您这些年辛苦打拼，让几十户工友家里吃上了肉，让酒厂这个半死不活的摊子还能运转。您没偷没抢，钱是堂堂正正赚的。”陆卫东语速加快，“但要破这个局，就不能等别人举报。”
“那怎么破？”
“主动出击。”陆卫东目光灼灼，“去找县委的张叔——您那个老战友。表明态度：您愿意承担酒厂职工和家属的未来。说得直白点，咱家把这个破厂子买下来，堂堂正正转为私营！”
陆援朝瞳孔一缩。
买下酒厂？
私营？
1993年，这些词还带着浓重的风险气息。
“你知不知道这要冒多大险？”陆援朝声音发干。
“比坐等被人举报、扣帽子、蹲大牢的险小多了。”陆卫东毫不退缩，“爸，现在是四月。一个月后，如果什么都不做，您猜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