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希望这封信能顺利送到您手里。我现在还能写信，这说明我一切都好，至少自前是这样。
希望您在维尔讷夫也一切都好。巴黎的夏天虽然臭，但也比索姆河这鬼地方的烂泥坑强一千倍！我每天都在想您。
我现在写信的地方—天啊，妈妈，您要是看到，准会哭出来——这根本就是个老鼠洞。
我头顶上是潮湿的木头，不停往下渗泥水，晚上睡觉只能裹著发霉的毯子，还不时有老鼠从身上爬过去。
这还是我们这些中尉的「待遇」。我手下的那些小伙子们，他们的堑壕更窄，更湿，更脏。
还有见鬼的伙食。我们的军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报纸上天天吹嘘我们有多少坦克、
多少飞机、多少重炮。
结果呢？我们只能吃硬得像石头的黑面包，咸得发苦的罐头牛肉和发绿的土豆，咖啡也带著铁锈味。
这简直是耻辱！我们在这里准备为法兰西流血牺牲，却连一顿像样的热饭都吃不上。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花到那些将军们的漂亮制服和丰盛晚宴上了吗？呸！
不过，妈妈，您别担心。虽然日子难熬，但我和身边的小伙子们，士气高得很，我们有不少了不起的年轻人。
他们许多是索邦和高师的学生，不仅聪明、热情，并且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必将属于法兰西。
我手下有个排长叫安德烈，和哥哥名字一样。不过您知道他姓什么吗？涂尔干—对，就是那个涂尔干。
安德烈的父亲就是埃米尔·涂尔干，法兰西第一位社会学教授，我在索邦的时候上过他的课。
安德烈去年差点死在比利时的战场上，幸亏一辆坦克替他挡住了炮弹的破片，他只擦破了点头皮，活著回来了。
安德烈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严谨，他说这场战争不仅会夺回阿尔萨斯—洛林，更会彻底清算野蛮的德意志主义。
安德烈还说，我们要打断德国的脊梁，让它永远记住挑战文明世界的代价！他这话说得真棒，不是吗，妈妈？
我们聊天时，他总能引经据典，从历史讲到哲学，最后归结于一点：法兰西一定会赢，而且一定会赢得漂亮！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们每天谈论未来，谈论战后怎么肢解奥匈帝国，还要把德国永远打成二流国家。
听著他们的话，您会觉得胜利真的就在眼前！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妈妈，您想像不到我们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