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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学员们聚集在学院大教室，开始最后一节课：《未来十年，村庄能靠什么活着？》
陈鹏飞站在讲台前，没有放幻灯片，也没有拿讲义。
“这节课，我不讲系统，不讲流程。”
“我想讲讲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从‘别人施舍’的村庄，变成了‘能为别人赋能’的村庄。”
“我们靠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靠一瓶罐头的质量，靠一次分账的公平，靠一个规则能落地的场景，靠一个村民愿意签名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靠我们这一代人，终于不再觉得‘农村干不出东西’。”
“我们开始信自己了。信自己不是土，信自己不是笨，信自己不是只能等别人救。”
“而是信，哪怕再穷、再小、再不起眼的村，只要我们把人心聚住，把规则立稳，把事干实，我们就能走出去。”
讲到这儿，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台下却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那掌声不是热烈，而是深沉。
那是一群原本站在边缘、犹豫在田埂间的人，终于看见了方向，并意识到：
不是靠谁赏了一条路，而是自己，有能力去开一条。
讲座结束后，很多学员没有急着离开，而是三五成群坐在教室外的小院，谈着自己的村，谈着回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有的说要马上组织“共议会”，把村里这两年总没理清的账摊开；
有的说要从今年秋收开始，启动第一批“共田试点”；
也有的打算召回本村的大学生，说：“以前我们招不回来，现在我们也能搭个平台了。”
夜深了，村里熄灯，但灯光还亮在许多人的心里。
那晚，陈鹏飞独自坐在老祠堂门前的石台阶上，看着远处那片刚翻过土、准备种蜜柚的小山地。
秋风吹动布幔，那面写着“蜜果学院”的旧旗帜猎猎作响。
他轻声说了一句，没人听见，但夜听见了：
“不怕慢，就怕不走。”
“这条路，只要我们不收手，它就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