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试点村都设一位督导员，十五天内回访一次，记录、评估、问问题、做追踪。咱不怕他们做得不好，就怕他们做完不总结、遇事不吭声、出了问题全赖环境。”
众人点头。
那天晚上，陈鹏飞回到办公室，独自坐着写了一封邮件。
收件人，是一位刚刚离开的学员——张浩带过来的老村支书，七十岁，回村时说：“我这把年纪，不为自己干，我是想把经验留给下一任村干部。”
他在邮件里写：
“老支书：
您说过您担心年轻人不愿意接力，怕他们半途而废。
我想告诉您，您在陈家村学到的，不只是操作流程和罐头技术，您带走的，是一种‘一村人能靠规矩立起来’的思想。
您回村那天，我站在村口，看见您坐车离开。我心里想的是，如果这事能成，那未来全国能有上万个村庄不用求人，就能靠自己做出一个罐头，一瓶蜜，一条出路。
咱们都活了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年轻人敢干一点，信一点吗？
只要您愿意，我保证，咱们陈家村这边的门永远开着。”
写完后，他点击发送。窗外月光洒在办公桌上，照着那份厚厚的“复制计划反馈表”。
那一刻，陈鹏飞忽然觉得：过去的两年，不是他一个人的抗争，而是真正成为了一群人的共同坚持。
而在祠堂的后堂里，芳兰也坐在灯下，给自己班组的女工们开小会。
她铺开一张大纸，在上面写下：
“下半年目标：女工带女工，输出五位女性驻点讲师。”
“我们不能总靠男人出去讲，我们女人也要讲，讲贴标、讲质检、讲售后。能操作机器的人，也能操作流程。”
陈鹏飞说：“你们要是站住了，不光是你们村能走下去，后面想走的、正在犹豫的、没敢迈出这一步的村，也就看见路了。”
车上的人一时没说话，有人红了眼圈，有人把手放在那瓶贴着自己名字的罐头上，像捧着一块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会站住的。”一位中年男人忽然开口，他是湖南试点村的队长，过去几年合作社经营失败两次，这次是咬着牙借钱来的，“哪怕再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