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飞不慌不忙：“我们起步时没有这些表，是大家凭良心干活。后来货量上来了，必须靠制度才能稳，于是我们就请愿设‘谁干谁签名’制度——贴的标签下面就有工人的名字，出了问题客户能找回人。”
“那工人不怕担责？”
“怕啊，一开始谁都怕。但我们不是让人背锅，是鼓励大家正视每一件自己经手的产品。你只要敢签名，我就敢信你做得认真。”
刘教授点头：“你们这个是从信任出发，倒逼制度落实。”
“是。”陈鹏飞认真地说，“我们没资源、没外援，只能靠‘真’和‘稳’撑起来。你要真做，制度就自然长出来了；你一浮，制度也就成了样子货。”
走访结束后，一行人来到祠堂会议室。
陈支书早已泡好了茶，一边添水一边笑着说：“咱这地方，穷出名的。但穷人也讲理，也讲规矩。我们是从‘小合作’起步，慢慢拉一户算一户，才有了今天的‘蜜果牌’。”
刘教授翻着资料本：“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个‘蜜果学院’的逻辑，从办第一期的时候就这么成熟吗？”
“哪有。”芳兰在一旁插话，“第一期就是陈鹏飞拉着我们几个，把村里工人召来讲流程，讲完了大家提意见，第二期才算像样点。我们是一边干一边学，不会写论文，但知道这事要一口气干到底。”
研究员们听得入神。
刘教授感慨：“很多地方是‘项目一到，人就散’，你们这儿是‘人没散，才敢申项目’。这反着来，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例外。”
祠堂外，风吹动了那面“百村百品示范点”的旗帜。阳光洒在庭院砖地上，几个年轻人坐在走廊台阶上，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准备整理这次调研成果。
刘教授看了看天色，说：“陈先生，我们研究组这次来，不止是为了做一次田野调研。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想邀请您和几位学院讲师，参与我们即将成立的‘乡村振兴教学联盟’，担任特别顾问。”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把你们这些‘真经验’，变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能讲得通的课程系统。不是专家编出来的，而是你们自己带着亲历讲出来的。我们来辅助你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