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政治的角度看，《岭南嘅情怀》的粤语书写具有双重颠覆性：一方面，它打破了普通话作为\"文学方言\"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中华\/华夏\"的宏大叙事，将方言纳入更广阔的文化认同之中。这种既疏离又融合的姿态，体现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混杂性\"——岭南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诗人通过\"嘟喺\/唔系\"的辩证修辞，巧妙地解构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得粤语不再是\"他者\"的语言，而成为重新定义\"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地理意象的文化解构：五岭作为诗学的褶皱
\"五岭，南岭，唔系岭南……\"这一否定句式，将地理名称从固定的能指链中解放出来，赋予了诗学的流动性。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作为地理分界线，自秦汉以来就被赋予\"华夷之辨\"的文化内涵。诗人通过名称的反复吟咏和否定，实际上是在解构这种地理决定论。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褶皱\"理论在此颇具启发性——五岭不再是分隔的屏障，而成为文化交融的褶皱地带。诗句中的\"唔系\"否定，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对固定范畴的质疑，使得岭南成为一个开放的诗学空间。
诗中\"岭北，中华嘅壮美\/岭南，华夏啲秀丽、靓靓……\"的对比，超越了传统的地理二分法。诗人有意使用不同属格标记——\"嘅\"（的）与\"啲\"（些），在语法层面就暗示了岭北文化的整一性与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壮美\"与\"秀丽、靓靓\"的并置，更打破了单一的美学标准，呈现出中华文化的光谱效应。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的\"南北文学异同\"——但树科的突破在于，他通过粤语的独特表达，将这种差异从对立转化为互补。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空间与地方\"理论在此得到诗性印证：五岭不仅是自然空间，更是被文化实践转化为\"地方\"的精神坐标。
从历史维度看，这首诗对地理意象的处理暗合了岭南文化的演变轨迹。自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以来，岭南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