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作者陈寿曾于书中这般勾勒徐晃：“性俭约畏慎，将军常远斥候，先为不可胜，然后战。”
此语道破其用兵精髓——不打无准备之仗。
与张辽的“勇而善变”、乐进的“猛而无前”不同，徐晃更似一位冷静的棋手，每落一子必谋全局。
他的“长驱直入”战术，被后世兵家写入《百战奇略》，成为“兵贵神速”的经典案例。
唐代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其设庙享奠，徐晃赫然在列。
宋代《武经总要》亦将其樊城之战列为“围魏救赵”的变种范例，称其“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真良将之法”。
明代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多次引用徐晃治军之法，强调“令行禁止，始可论兵”。
在民间传说中，徐晃被演绎为“铁戟神”，言其夜间常于冢间舞戟，寒光映月，鬼魅皆避。
虽为附会，却足见其在百姓心中的英雄形象。
元代杂剧《徐公明大战沔水》更是将其与关羽的对决搬上舞台，剧中徐晃唱道：“非是某无情义，奈如今社稷为重！”道尽乱世名将的无奈与坚守。
站在许昌城外的荒野，远眺徐晃当年屯兵之处，犹见断戟残戈埋没于荒草之间。
这位从汾水河畔走出的寒微少年，用一生的征战，在三国乱世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是曹操手中的“亚夫之将”，是令关羽“大意失荆州”前最忌惮的对手，更是中国军事史上“慎战”与“善战”结合的典范。
当历史的硝烟散去，那柄曾斩破苍穹的铁戟或许早已锈蚀，但徐晃的忠勇之名，却如汾水之水，流淌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之中，亘古不息。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徐晃的评价尤为深刻：“徐晃之解樊城，非特善战，实乃知义。其阵前拒关羽之谊，正见臣子事君之节。”
此语道破徐晃性格中“忠”的内核——他并非单纯的武夫，而是将“忠君”与“守义”深植于心的儒将。
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特意收录了徐晃拒受曹操额外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