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荀彧在驿站的烛火下写了最后一封奏疏：\"伏惟陛下，诞膺天命，肇兴汉室……\"
墨迹未干，他已服下毒药。
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北斗星，喃喃道：\"叔父，我终究没做成汉家的霍光，却成了曹操的荀彧……\"
荀彧的死讯传到许都，曹操沉默三日，最终下诏：\"尚书令荀彧，忠心为国，着厚葬于颍川祖茔，赐谥"敬侯"。\"
看似哀荣，实则微妙——\"敬\"乃\"夙夜警戒\"之意，暗含对荀彧\"不识时务\"的评价。
而在士族心中，荀彧已成符号：孔融的门生在他的墓碑上刻下\"王佐之才，汉室之桢\"，太学生们自发在许都街头为他守孝三日，甚至远在益州的诸葛亮，也在《论交》一文中感叹：\"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告。然皆不如文若之忠良匡弼也。\"
正始四年（243年），魏帝曹芳将荀彧从祀于曹操庙庭。
当仪仗队抬着他的牌位进入太庙时， officiant 念诵的祭文里有这样一句：\"佐命之功，莫大于此。\"
只是不知，在九泉之下，荀彧听到\"佐命\"二字，究竟是欣慰，还是悲凉？
荀彧的一生，是东汉士大夫的精神缩影。
他既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主义，又有\"能屈能伸\"的现实主义；他一手将曹操推上权力巅峰，又试图用汉室的框架约束其野心；他精通权谋博弈，却始终守住\"不篡汉\"的底线。
这种矛盾性，恰恰折射出乱世中士大夫的困境——他们既想凭借军阀的力量重建秩序，又害怕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
千年之后，当我们翻开《三国志》，看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的评价时，不应只看到他的谋略与智慧，更应看到那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灵魂。
他并非完美无缺的忠臣，亦非纯粹的权臣，而是一个穷极一生去平衡“道”与“势”的殉道者。
他就如同那株他最为钟爱的墨梅一般，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中毅然绽放，散发着阵阵清幽的香气，充盈着整个天地之间。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