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寿臣说道：“陈先生，我觉得以你在华人的地位，待军政府结束，可以考虑主动一些，去争取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最近陈光良在香港定居，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总司令甚至邀请他回沪市，帮助国民政府稳定沪市的经济。
只可惜这一次，陈光良是抗令了，以‘战争后遗症’和‘家庭的关系’留在香港静养。
事实上他这样做，很多人都认为——是陈光良对国民政府贪污腐败的一种不满，对沪市的奢靡之风感到悲哀，所以干脆远遁香港。
否则，对抗战有大功的陈光良，不应该不留在沪市，享受胜利的战果。
陈光良委婉的说道：“周爵士过奖了，不过我向来对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主要是精力的原因。更何况，战后我们华人在香港的地位，急需港英政府改善，而要做这一点，需要更熟悉香港、更有精力的华人去做。你们两位不就是最好的选择么！”
何东笑着说道：“我们都老了，哈哈！不过我也认为，关于战后华人在香港的地位，需要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很好的政z工作。”
他是第一个获准在山顶居住的华人，实际上也有可能沾了混血儿的光。
周寿臣也点点头，说道：“不错，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争取。”
三人明目张胆的交流着——争取华人更高地位的话题，主要是讨论取消香港的一些民族歧视问题。
在这一方面，三人都有底气，毕竟华夏是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主要参与者之一、独自硬抗日本法西斯四年多的国家。
这个民族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战起来了。例如张发奎的部队进驻香港时，军人们表现出极高的民族自信心，一言不合就准备和英国人战斗的架势，陈光良也是看到的；而当时的英军，只能委婉的安排，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政z来解决问题。
只能说，是国民政府上层的考虑和妥协，但绝不是华夏军人的妥协。
而一旦民族觉醒，那么给每一个华夏人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以1932年前的租界为例，那时候华人看到洋人，会有低人一等的想法，甚至歧视也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