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沪市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杜月笙从庐山返回沪市时，宋大姐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大姐突然从南鲸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当初调查到宋大姐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鲸总司令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哪知现在情势反转，总司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g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