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当时是全国的红木原材料集散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此地利之便，新会的匠人们最先得到了这批名贵木材，祖传的家具制作技艺便有了用武之地。
锯齿切割，刨刀打磨，各式精心设计的红木家具逐渐从皇室贵族走进寻常百姓家。
南洋诸国运回的大量的花梨、紫檀等家具原料，促进了明中期以后直至整个清代红木家具的发展，并将中国古代家具数千年的历史推向顶峰。
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成为最先开放通商口岸的地区之一，西方的文化思潮和艺术元素迅速涌入岭南，作为惯饮“头啖汤”的广东人，自然率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广东的古典家具工匠们也将这些大洋彼岸的新鲜血液融入自己的创作。
在“京作”“苏作”的基础上，中西兼容，南北并蓄，古今通融，将宋元文化、宫廷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以新会为代表的“广作”古典家具文化。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结晶，“广作”在红木家具三大流派中独树一帜。新会，也因此成为“广作”古典家具最早商业化运作的发源地，开“广作”一派先河。
新会古典家具，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优良传统。
到了明代，红木日益成为新会古典家具制作舞台上的主角。
这种无需上漆着色、尽情展露木料本身色泽与纹理的上好材料，让新会工匠们对它情有独钟，对家具做工的要求也愈加精益求精。
因为原材料充足，“广作”家具多造型厚重，讲求木性一致，大多用同一种木料制成。
装饰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严谨准确、线条秀丽。
严丝合缝又不着痕迹，不用一钉，榫卯结构的运用达到了顶峰。
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达官显贵追逐奢华之风日盛，开始崇尚丰满凝重、富丽堂皇的风格，而“广作”家具豪华繁缛、极尽奢华，正迎合了皇家的口味。
各种象征富贵吉祥、如意平安的纹饰，在双手的精巧凿刻下，活灵活现地跃然红木之上，一刻一凿之际，定格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文化的精粹。
匠人们把对艺术的理解，对世间万象的感悟，于挥洒自如间，尽情展现在家具的造型当中，家具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