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临街的老楼比，后院的这栋红砖楼建成还没多久。
胡为民估摸着，建这栋楼就是为了《当代》？
还真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时间怎么这么凑巧。
不过也正常，《当代》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亲儿子，支持力度远不是《人民文学》杂志可比。
众所周知，后者的主管单位是作协。
一路上，胡为民可是听了不少介绍，其中就有杂志销量。
《当代》创刊号发行于1979年6月，印刷七万份一销而空。第二期，印了十一万份，仍旧供不应求。第三期印了十三万，每期递增，最高时达到五十五万。
眼下这个时间点，《当代》不过发行了三期杂志，却已经成为国内的一线文学杂志，在燕京地区也许比不过老牌杂志《燕京文艺》和《十月》，但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人把它和《收获》相提并论了。
创刊不到一年的杂志，能有这个销量自然离不开支持。
按照朱盛昌的说法，《当代》背后的出版社对其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
首任主编秦昭阳是“百花时代”重要人物（曾主持《人民文学》改革），其复出本身具有象征意义。出版社抽调资深编辑卫君宜、孟韦哉等组成核心团队，这些人在文坛的人脉与政治经验为刊物规避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保障。
创刊号即刊登茅盾题词，首发作品大多来自和人文社交情颇深的作家。
作为“亲生子”，《当代》在送审流程、题材尺度上较地方刊物更具优势。比如触及改革矛盾的小说，能够通过出版社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获得放行，这背后是出版社政治资本的隐性支撑。
按照这个势头，《当代》几乎用不了一年时间便会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量级文学杂志。
《当代》现在是季刊，才出了三期就已经显露出名刊的潜力了，但编辑部的压力依旧很大。
说句不夸张的话，人文社可是坐拥全国顶级发行网络，倾全社之力如果办不好一份刊物，岂不是辜负上下的期待？
可《当代》不可能永远都指望着人文社持续输血，过了这个关键期，它必须要有独立的造血能力。
所以，现阶段编辑部秉持着开放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