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陈岩石为例对比：“真正的好干部，像陈老那样退休多年仍心系群众。而祁同伟呢？他的权力欲望早已超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果连副省长岗位都能被此类投机分子占据，我们如何向汉东八千万百姓交代？”
高育良生气了，他瞪向李达康：“达康同志提到‘哭坟事件’，我倒想问问：组织的领导干部是否必须摒弃所有人性温度？”
高育良扶了扶眼镜，语调平缓却暗含锋芒，“祁同伟同志在赵立春同志回乡时的表现，是出于对老领导家庭变故的共情。赵老母亲去世时，祁同伟同志曾受其关怀，这份情感难道不能理解？”
他刻意将“跪拜”转化为“吊唁”：“若因干部流露私人情感就扣上‘党性沦丧’的帽子，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选拔一群冷血机器？”
随即话锋一转，“达康同志在赵立春同志主政期间，不也主持过吕州月牙湖美食城项目吗？当时的环境下，谁能保证每个决策都毫无妥协？”
这一反问既模糊了祁同伟行为的性质，又将李达康拖入“历史局限性”的共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