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没有人来回答一下师哥提出的这个大胆的假设，就连教授都没有任何反应，谁又能想到这个预测会在2008年真的出现呢？
我认真地听着，一一记下大家的建议，虽然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对我最诚恳的提示。
最后，教授也站了起来，微笑着对大家说：“同学们，今天这场讨论非常有意义。依娜的论文得到了大家的建议，我相信她一定会在论文中有所改进。而你们也通过这次讨论，展示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希望大家都能从这次讨论中有所收获，这就是我组织研讨会的最终目的，或许你自己写不出来，但大家集思广益，是不是会事半功倍呢？”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这才明白教授的用心良苦。
就在我准备回去坐下时，袁朗的声音突然从后门传了过来，而且说的还不是俄语，直接用中文问我：“林芊，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你说中国经济在特殊时期的成功，难道完全是因为政策的灵活性吗？难道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微微一愣，袁朗的问题确实有些尖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看向他：“当然，政策的灵活性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国经济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他因素的支持。比如，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也取得了显着成就，这些都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袁朗轻蔑一笑，却似乎并不满意我的回答，“林芊，你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因素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制度优势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政策的灵活性只是表象，真正支撑中国经济的，是国家的制度和人民的力量。”
“你说得对，这些因素确实都非常重要。但我认为，政策的灵活性也是制度优势的一种体现。正是因为有灵活的政策调整机制，中国才能在特殊时期迅速应对各种挑战。”
教授完全听不懂我和袁朗说了些什么，坐在下面的同学看着我俩的针锋相对，更是大气都不敢出，这时严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