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性规则的生成基础
隐性规则的本质是群体在重复博弈中对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当显性规则存在执行漏洞或激励错位时，个体必然寻求规避风险或获取超额收益的途径。权力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强化这种倾向：掌握规则解释权的群体能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迫使弱势方接受不对等条件。这种非正式契约的建立不依赖强制力，而是基于对反抗成本与妥协收益的精密计算。参与者默认其存在并非出于道德认同，而是认识到打破隐性规则需要支付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权力垄断的环境中，隐性规则往往呈现自我强化的特征。既得利益者通过设置准入壁垒、操控资源分配、扭曲信息传递等手段巩固其优势地位，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循既有模式以确保生存空间。这种路径依赖导致隐性规则逐渐脱离原始功能，异化为纯粹的利益攫取工具。其运行逻辑的核心在于构建双重秩序：表层维持显性规则的道德正当性，底层通过隐性规则完成实际利益输送，两者共同构成动态平衡的系统。
二、权力结构的运行悖论
任何权力体系都面临委托代理困境。名义上的最高权威需要通过多层代理实施统治，但代理人的自利倾向必然导致目标偏移。当监督成本超过制度容错阈值时，代理人集团将发展出独立的利益网络。这种网络通过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创造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领域。权力寻租不再是个体偶然行为，而是演化为系统性的资源再分配模式。
在此过程中，暴力潜能扮演着元规则的角色。对暴力工具的垄断程度决定规则制定权的归属，显性规则实质是暴力优势者对其利益的法理确认。但暴力维持需要成本，这迫使统治者必须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代理集团的合作。这种妥协催生出复杂的共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