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不是那个他仍然一穷二白，苦哈哈的拿着几个先令在格林威治巡街的几年前了。
虽然他还距离成为达拉莫伯爵口中“可以年入四万镑的中产阶级”依然很远，但是金钱上的成功对他而言并无太大意义。
尤其是在今年见识到了帕麦斯顿子爵因为高加索事件而遭受的巨大舆论压力后，亚瑟终于认清了对于经历了议会改革的英国社会而言，究竟什么才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没有动用二十万陆军，没有出动地中海舰队，仅仅是靠着舰队街的几杆羽毛笔，便可以让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左支右绌、洋相尽出。
这也难怪前段时间迪斯雷利的“背后老板”林德赫斯特伯爵会羡慕嫉妒恨的放话说：“在我看来，《泰晤士报》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才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
帕麦斯顿子爵也不得不咬牙切齿的承认：“这位‘《泰晤士报》的朱庇特’简直把新首相的风头都给盖过去了！”
当然，他们的评价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能被如此夸张的评价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众所周知，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对于上峰的命令未必听得进去，阳奉阴违、听调不听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不妨碍他在阅读公文和报纸的时候，天生会注意几个敏感词，譬如说：最有权势。
他喜欢权力的程度高过金钱，也高过许多夫人小姐，但他又不喜欢让别人注意到这一点。
因此，当首相、做国王显然都不是个好主意，他不想站在明处风光无限，毕竟伦敦塔给他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可不想让威廉透纳画的那幅《雨、警察与伦敦塔——亚瑟黑斯廷斯的1832》升值的那么快。
俗话说得好，久病成良医，无证行医的亚瑟爵士以自身经历证明了：控制一家影响力巨大的出版公司可是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特别是有助于缓解心脏疾病。
有了这样的想法，亚瑟会在董事会上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也就不难猜了。
“改组杂志社成立出版公司”
“而且还要开辟创立新的杂志”
“啊新杂志每份只卖6便士如果扣除税费和印刷成本，我们还能保证收益吗”
“亚瑟，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们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