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科尔尼克女士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林义龙想了想，“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接受的方式。可既然现状如此，我希望为两个孩子办理长期休学来缓解内心伤痛，可不可以。”
“这种做法有些出格了林先生你明白，你女儿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科尔尼克女士说道。
林义龙没答话，用能被看出来的愤怒情绪的目光盯着科尔尼克女士。
科尔尼克女士有些发毛了，提防着面前这个男人可能酝酿中的暴起。
“请您再说一遍！”林义龙用明显颤抖的语气说了这句话。
“我是说，对您两个女儿的计划可以家庭-学校两方面的方法”科尔尼克用着最怂的语言说着强硬的话。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和学校的教学组进行会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女儿作为‘完美受害者’却只能躲藏，我觉得这并不是能够接受的状况。”林义龙道，“我想，科尔尼克女士你也能理解这一点。”
科尔尼克女士并不想把事情弄到教学组会议层面，因为她不想在她管理的学生中真的出现没法挽回的遗憾——可这样的话，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她个人来说都不那么荣光。
她只是过来希望谭雅和娜塔莎的家长方面可以“主动地”提出“降级申请”，把问题抛出去。
如果不行，那只能证明自己和这所学校没有能力培养几乎已经“弱势群体buff”堆满了的姐妹俩，对学校的声望且对学校的下一年招生计划十分不利。
“我觉得我们可以携手共同来面对此类问题。”科尔尼克女士试图回退到两人谈话初始时的状态。
科尔尼克女士虽然教学上和班级管理上的经验十足，但立足本地的私立学校上学的外国裔学生就不多，而被允许跳级的年幼少女更稀少：两个低概率事件结合在一块的超低概率事件，确实让人挠头。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么大的立场分歧有什么可谈的。”林义龙意识到科尔尼克女士其实有些善良但怕事的职场人，他曾经在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状态——只可惜两人的相互理解并不能取代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立场。
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不是面前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