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被下狱之后，陈新甲本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按以往惯例，接下来他只要安安静静的，闭上嘴巴，一年半载之后，风头过去了，其实也就没啥事了。
但是他没有闭嘴，他仍在想方设法自救。
他在狱中一边不断上书乞求崇祯皇帝宽恕的同时，另一边也不断利用家人和亲友探望的机会，让人携带书信出去。
夹带的书信之中，有写给首辅周延儒的，也有写给与他关系密切的阁老大学士谢升的。
甚至还有写给山海关兵部分司郎中沈迅，拜托沈迅联络杨振出面营救他的。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写出去的信，一封都没落到当事人手中，全被锦衣卫从他的亲友仆从身上搜了出来。
这可是锦衣卫的诏狱啊！
狱卒也好，守卫也好，银子虽然是来者不拒的，但是涉及陈新甲的事儿，已经是朝野哗然，正在风口浪尖上，他们可不敢瞎胡搞。
在这些书信里，陈新甲仍旧在为自己辩解，声称皇帝对他的作为是知情的，而且是同意的。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自救行为，落在崇祯皇帝的眼里，却是跟“作死”没有两样。
就这样拖了几天之后，不仅崇祯皇帝的怒气未消，议和条款泄露一事又起了新的风波。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数百名进京赶考的举人和国子监生顶风冒雪，自发齐聚在大明门下，叩阙上书，请求朝廷究治兵部尚书陈新甲私下与清虏议和通款之罪。
他们的上书被锦衣卫收取，送进宫中之后，崇祯皇帝终于下定了处理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内阁大臣们与刑部尚书、侍郎们，被紧急叫进了乾清宫，为陈新甲议罪。
首辅周延儒虽然没有收到陈新甲从狱中写给他的求救书信，但他毕竟是知情的，所以为陈新甲说了话，而且很圆滑的避开了该不该议和的事情，只说道：
“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
周延儒算是相当委婉地为陈新甲说了一句话。
至于跟陈新甲关系密切的大学士谢升，觉察到势头不对，面对皇帝询问，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无论如何，与虏议和，乃是军国大事